毛泽东的三次婚恋-贺子珍

（2）贺子珍：与毛泽东庐山秘密重聚

《贺子珍的风雨人生》作者王行娟多年跟踪采访贺子珍，随后又从在毛泽东身边长期工作过的人员处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，写了本书，基本上反映了贺子珍的一生。

陶铸的夫人曾志到了庐山后，见到毛泽东，讲起了贺子珍在南昌的情形，她说：“我看她很好嘛，哪有什么神经病，过去的事情讲得那么清楚。”毛泽东听后动了感情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到底是十年夫妻了，你同汪东兴讲一讲，在江青没有来之前，我想见一见她。”

曾志找到了汪东兴，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。汪东兴接受了这个任务后，怕泄露秘密，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。他找到了方志纯和朱旦华，让她把贺子珍从南昌接上庐山。朱旦华是原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夫人。毛泽民在新疆遇难后，她与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结婚，方志纯是当时江西省的省委书记，朱旦华是当时省妇联的主任。汪东兴的记忆中，没有当时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参与这件事。但在水静的介绍中，是她同朱旦华一起去南昌接贺子珍的。贺子珍的回忆中，也提到水静去接她的事实。

贺子珍的回忆是汽车驶到一幢依坡而筑的别墅门前，门牌是28号。车灯一亮，她见到汽车的前面站着汪东兴，但他没有同她打招呼，也没有陪她进屋，就消失在黑夜中。汪东兴证实，他因怕车子出故障，不能准时到达，就在接待贺子珍的别墅前等候车子的到来。他看到车子到了，放心了，就离开了。

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会见是在两个当事人中进行的，参与会见安排的人都没有在场，水静也只在值班室等候。

根据贺子珍本人的叙述，会见时的情形是这样的：

她被领到一间屋子里，一看不觉一惊，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。毛泽东见她来了，站起身，微笑着同她打招呼，请她坐下，然后拿了两个杯子，倒了两杯茶，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，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，他们就隔着一个茶儿，在两把藤椅上坐下米。

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，能够见到毛泽东。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，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坝，汹涌澎湃，再也关不住了。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不停地哭。

毛泽东看了，温和地说：“我们见面了，你不说话，老哭，以后见不到了，又想说了。”他问道：“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？身体都好了？”

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。她仔细看了看毛泽东，说：“我好多了，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忙呀，比过去更忙了。”接着，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，贺子珍一一都说了。毛泽东听了后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”

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神色凄然。

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。她哽咽地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我那时太不懂事了。”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情况，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。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，一句关于她的话都没有。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：“当心有人害你，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。”

毛泽东点头说：“我会注意的，你放心。”

毛泽东又告诉贺子珍：“娇娇有朋友了，你见过没有？同意不同意？”“我见过了，我满意。他们结婚，你同意了，我也同意。”贺子珍回答说。

毛泽东还告诉她，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，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。

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。毛泽东站起来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，再谈谈。”他们没有握手，没有告别，只点点头，就各自回房间去了。

水静的回忆是这样的：她同封卫士在值班室等了一个多小时，铃声响了，是毛泽东在召唤。封卫士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，一会儿，他搀扶着贺子珍走了出来，她看到贺子珍两眼通红，还带着泪痕。封卫士让贺子珍在值班室坐下，通知水静说：“主席请你进去。”

水静推开毛泽东书房的门，只见他身穿白色的长睡袍，很宽大，腰间结了一根带子。他站在那里，吸着烟，面部表情有些愁苦。

他见水静走来，对她说：“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，所答非所问。”他还说：“她拿走我三瓶安眠药，这种药很厉害，千万不能让她多吃，最好把药拿回来。”

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：“你要好好照顾她，明天送回南昌。”

水静点头答道：“我向主席保证，一定把药拿回来，一定把贺大姐安全送回南昌。”毛洋东听了，点头说，好的，水静就退了出米。她与復于珍栗原车回到原来的住所。

水静是在第三天傍晚时分，与贺子珍一起下山的。

不论是悲是喜，这对分飞的劳燕在阔别二十全年之后，总算有了一次短暂的相见的机会、

（3）贺子珍幽居上海的岁月

想去北京“串联”

庐山会议之后，外公与外婆再未见面，书信不通，只有妈妈一年一度联系着二老的精神世界。后来，妈妈搬出了中南海，见到外公的机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难。外公在想些什么，她已经无从得知了。而另一方面，外婆一直住在有“文化大革命”策源地之称的上海，却能安然无恙，又不能不发人深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就连深入简出的外婆也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样。她甚至觉得；

机会来了。

我在上海采访海峰姨（贺怡之女贺海峰）和小平姨（贺敏学之女）时，专门谈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外婆。小平姨告诉我：1966年，“大串联”流行全国，年轻人都不想错过这个免费走遍全国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！事实是，仅该年8月18日到

12月26日，外公就在北京分8次检阅了1800多万人次的红卫兵。

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，一身草绿军装的小平姨来到外婆家，兴高采烈地向亲友们谈起准备参加“大串联”上北京的计划。一直在旁倾听的外婆突然开口了：小平，我也要去。

大家愣了。确实，负责外婆生活的市委接待处找不到人了，上海市委也不运转了，国家主席都出事了。可是，外婆不能去北京的那条纪律并没有取消呀！这次下刀子也一定要去，不是莫斯科，是北京。

小平姨眼含泪咬着牙扔出一句话：姨妈，组织上不会同意你去的！外婆沉默了。

最后的居所

外婆的晚年是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 262号度过的。1966年她设想的北京之行受阻，1967年大病一场。到19059年中秋，外婆已年届花甲了。

在上海的25年间，外婆搬过5改字，湖南路 203号是顺后一处，既是她居往时间最长的，也是我嚴熟悉的。舅婆事立英（贺敏学之数）对外碆搬进湖南路之前生活的回忆；

我们和贺了这在上海住了一段。她一般是闭门不出，育己散散步。人家不认识她，她也不认识人家。我们也不张扬，有时候次车在我门口停了很事，

那时候住仓泰安路，彭德怀去那里看过她。湖南路具有陈教去过，别人没去过。彭德怀一进门就询问生活情况，油盐酱醋什么都问。

老百姓吃什么，贺子珍也吃什么，没有优待。贺子珍也不许向人家要求，从来不向领导提要求。

解放后，陈毅和邓小平（短期）两家分别住在楼上楼下。春生舅舅记得外婆和舅公经常带他们几个孩子去串门，大人在屋里聊天，两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。由于常来常往，亲如一家，大家都没想起要要正正经经照个什么的，反正春生舅舅不记得与陈毅市长合过影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尽管外婆住过15年之久，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。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外公来泸时住的兴国宾馆（距湖南路不远处兴国路上）派来的。既然是招待所，吃饭就要收费。外婆的标准是每天3元，妈妈及海峰姨、小平姨的标准是每天1.5元。

除了外婆工资高些，对大家都是不小的费用。

包括我在内都有这样一种印象：湖南路262号是陈老总给外婆安排的房子。其实，陈毅

1954年就已上调中央，被全国人大在一届一次会议（也就是外婆听外公讲话受刺激的那次会议）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。固然，陈毅元帅与我外公外婆的关系实在太深，贺家人也把他看成自家的一个成员，但是让外婆住进这所房子的确是柯庆施的安排，应该实事求是。

外婆在泰安路一直住到1962年。庐山相会后的1961年，外婆病势日渐沉重，瘦得厉害。

泰安路房子住着舅公一家人，对外婆治疗和休息多有不便。妈妈只好出面跟外公说，跟汪东兴（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）说，跟柯庆施（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）说，使外婆得以搬进湖南路这座上海条件最好的花园洋房之一。应该说，上海市委当时给外婆提供的生活条件是很优厚的。

差点被疏散到西北

这样一所特殊人物居住的特殊宅院，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会不会像上海其他名人故居那样

被洗劫一空呢？据说湖南路及其邻近的武康路一带曾是抄家风潮最盛的地区，因为那里的花园洋房和“黑帮分子”最集中。

妈妈说：抄家的来过一次，没拿什么东西，而且很快就原物退还了。工作人员骗他们说这是外宾的房子，不许乱来。大概那天外婆不在，没有受到惊吓。

在那次抄家中，有两件贺家珍宝没有被查抄到，一件是外公写给外婆和舅公夫妇的亲笔信，还有外公托妈妈带给舅公的燕窝。原来舅婆事先已做了妥善处理：

在“文革”抄家风兴起后，她把信藏在舅公一件衣服的夹层里，又乘妈妈来福州看外婆的时机，托她把外公家书带回北京保存。至于燕窗，有两小袋，半斤重，是1962年妈妈带米的，舅公一直舍不得吃。想来想去，只好托部队里的老战友保存，放到1968年下半年，全国形势比较平静了，才从那里取了回来。

湖南路也许是安静的，但仅仅是湖南路而已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浪中，贺家首当其冲的是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舅公贺敏学。

贺家受冲击的第二人是姨婆贺怡的继子、我的表舅刘子毅（贺怡前夫刘士奇前妻之子）。

1968年，耿直刚烈的他死于“文革”私设的公堂，他的继母是贺子珍的妹妹成了不言而喻的“罪名”。

那么外婆呢，她当真在“文革”中没有受到明枪暗箭的威胁吗？据我所知，长期在外公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曾提到这样一件事：“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陈伯达来找我，说要把贺子珍从上海搞到西北去。我就对陈伯达说，你是要我转报还是要我通知毛主席有人要向他报告。陈伯达不敢去主席那里报告，连忙说：‘由你转报最好。’这样，我就向毛主席报告了。”据汪东兴回忆，外公得知后说：“这是谁出的主意？他们有本事他们干，我不同意……”

他把毛主席的话转告陈伯达，外婆在上海才没有动。

现在看来，所谓要把外婆从上海搞到西北去，背景很像是1969年国庆前后的全国大疏散。

当时中苏关系空前紧张，两国冲突一触即发。中央安排包括主席、总理、林彪在内的领导人和老干部到外地暂住一段时间，以防止意外损失。

如果外婆被疏散到西北，完全有可能被安排到西安，这个让她后悔不已的伤心之地。无论如何，外婆在不知不觉中，在外公的坚决保护下，避开了令人恐慌的大疏散，继续在湖南路262号安度晚年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

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

在“文革”中的那段日子，每当妈妈回上海看外婆，就会拉着她出来散步。妈妈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想让外婆能多一点运动量，不然她整日枯坐对身体不好。她这样鼓励外婆：就算您再走一次长征路吧。那么，这段路有多远呢？妈妈说：挺远的。据我估计，总有2.5公里吧。为了外婆，妈妈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，就是把我—“小东梅”，留在外婆身边。

1977年外婆中风之后住进华东医院，直到去世，7年里她再没回过湖南路。

2004年2月，我陪妈妈再次回到湖南路262号。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们都已白发爸爸，大家又聚在了一起。

湖南路是孤寂的，又是有趣的。那些与外婆在一起的日子，从来没有离我远去。每当想起外婆，我都会想起湖南路的大院子，想起白发苍苍的外婆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，一支一支抽着烟，面向绿草如茵的窗外，望着远方深思的样子。

也就是在湖南路，4岁的我在朦朦胧胧中觉得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那天大人的神情反常，海峰姨跑到外婆房间里痛哭失声。她拿着一条大毛巾频频拭泪，那种湿乎乎的感觉我至今记得。外婆则又着腰，急促地走来走去。后来我知道，那天就是1976年9月9日。外公于当天凌晨去世，消息下午已传遍全国，也终于传到了湖南路。

海峰姨告诉我：外婆的反应出人意料，异常冷静。她只是反复自言自语：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？怎么，一下子就走了？显然，妈妈没有把外公病重的实情告诉她。此时妈妈悲痛欲绝，大家从电视上发现她哭得“眼都直了”。

经过妈妈尽力争取，外公的长女有了在人民大会堂守灵一天的权利。我也被爸爸接到北京，来到外公遗体前，参加了那一天的守灵。当时，我只知有外婆，不知有外公，更不会把眼前这位长眠的老人与自己的亲人联系在一起。但是，据妈妈说，我那天却哭得昏天黑地，是被大人抱出来的。

摘自《听外婆讲过去的事情——毛泽东与贺子珍》

（4）外孙女孔东梅披露：贺子珍从没抱怨过毛泽东

作为毛氏家族第三代中唯一的女性，孔东梅长相与毛泽东神似。尤其是她下巴上那颗标准毛泽东风格的痣，使很多人一下子就认出了她。

1972年，孔东梅出生。母亲李敏（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）把东梅的照片带到中南海给外公看，毛泽东给她取名为东梅。

孔东梅的童年和外婆贺子珍一起度过，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，直到去北京上大学。“每当想起外婆，我都会想起湖南路的大院子，想起白发苍苍的外婆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，一

支接一支抽着烟，面向窗外，望着远方深思。”

“外界常常把外婆描写为性格刚烈、脾气特别暴躁。但想想，谁经历了这样的事情都难以承受。”长大成人，孔东梅逐渐理解外婆和她的内心世界。

“贺子珍抱怨过毛泽东吗？”记者问。“从来没有。”“她爱他吗？”“是的，一辈子。”

贺子珍同毛泽东夫妻10年，按毛泽东的话说：“长征中吃了不少苦，跟我10年生了10个孩子，年头一个，年尾又生一个。”这些孩子有的死了，有的丢了，幸存的只有大女儿李敏。

1937年，贺子珍身负11块弹片离开延安，直到1959年，才在庐山见到毛泽东一面，也是最后一面。“外婆当时什么都没有说，就是哭，她心里一定是翻江倒海。”“她当时去苏联，还是怀着梦想、怀着孩子去的。她一心想治病，学习文化，带好孩子。后来孩子没有了，对她打击特别大。再后来外公给她写了一封信，说以后就是同事了。”

“她一生都在付出。我看过外婆写给外公的信，她说，在苏联的日子，过得比长征时候还要苦。在苏联，外婆和母亲住的屋里，茶杯都结冰。外婆还要照顾岸英、岸青舅舅，虽然不是她亲生的。可是把两个孩子当作一家人，白天洗衣服，晚上要织毛袜子织一夜。为了养活几个孩子，她还伐过木。”

毛泽东去世一年后，贺子珍就中风了，左侧偏瘫，住进了医院，直到去世。

2001年以后，孔东梅遇到接待过贺子珍的庐山招待所所长彭毓炎。他告诉孔东梅很多历史的细节。“你外婆抽烟很凶。1966年，一个晚上抽两包，都是那种不带嘴的中华烟。还有，她时你外公感情很深呀，当时主席接见（红卫兵），报纸上不是整整两个版面的大照片吗？她晚上不睡觉，把报纸舖在桌子上，手在照片上的主席脸上慢慢摸呀、摸呀。”

在自己的书中，孔东梅提到了外婆晚年孤寂生活的两个心愿：“第一，不要因为我曾经做了“第一夫人”就把我给禁起来。第二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，说句话，握握手就行。”

摘自《现代生活报》